交往产生力量—论当代美术批评的意义

　　上世纪90年代伴随着新经济的崛起，股票、房地产的持续攀升，人们普遍对生活充满盲目的乐观情绪。一时间人类社会的所有问题都被纳斯达克的红色指数所掩盖了，思想文化的批评在数字面前变得不攻自破。人文科学理论无法解释信息社会的繁荣景象，理论变得苍白无力。于是不少关于“终结”问题的书籍问世了，比如《哲学的终结》、《艺术的终结》、《艺术史的终结》、《美学的终结》、《历史的终结》等等。

　　美术作为其中一个最神秘也最转瞬即逝的学科，在这个讲究效率的年代似乎总是被人们最先抛弃。作为研究美术作品的美术批评最多被看作吹鼓手，作为画展的娱兴节目，在组织者资金充裕的时候被偶然想起。在冷冰冰的数据面前，艺术显得如此不切实际，在赤裸裸的暴力、名利面前它又显得如此无能为力。如果我们以后现代主义崇尚的科技与物质神话来看待美术和美术批评的话，它们却是都面临着生存危机，到了“终结”的时候。

　　不过如果我们跳出后现代主义的思维逻辑，从人类社会发展的高度看待艺术的话，或许会有另一番感受。艺术为什么会在人类历史的任何时空中都顽强地存在？这是因为艺术产生于人类自身本性的缺陷和不足，在一个尽善尽美的世界里是不可能有艺术产生的。在高科技经济的泡沫正在破灭的时候，我们发现世界还远不是那么美好，战争、贫困、环境污染等人类面临的困境非但没有比以前少，还有日趋严重的趋势，而人自身的价值缺失已经到了我们不得不反省的程度。艺术是人性中最深刻、最复杂的共享行为，艺术家是我们思想和生活的体验者，他们通过自身的生活进行艺术创作，我们则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去理解艺术作品。我们面对艺术就是面对一个人活生生的思想和它背后的文化，我们可以喜欢或是不喜欢，但是它毕竟对我们有所触动。人们欣赏艺术不仅是看到这些作品可以换成多少物质财富，更是希望从作品中产生精神上的共鸣，以此达到瞬间的自我超脱。因此创造艺术和欣赏艺术是自我解放的最好形式。只有那些狂妄自大的人，那些以为金钱和权力是唯一生存法则的人才不需要艺术，因为观赏艺术是对他们自信心的一种威胁。对于我们这些面临着种种困惑、矛盾的芸芸众生来说，观看艺术就是和他者面对面的交往，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良好认同。

　　我们会对艺术作品或是艺术现象表示赞成或反对，或是疑问，不同的意见会发生争论和碰撞，这就是艺术批评。艺术批评是人们在公共领域的话语交流，它的门槛应该很低，低到你可以说喜欢或看不懂，这也是一种评论。因此我认为艺术批评不是什么高深的东西，实际上就是一种交往与沟通。在思想的交往和碰撞中，我们在不断的认识他人，也在重新拥有自己 ，这就是艺术给我们带来的惠泽。专业的艺术批评不是把艺术的问题搞得高深莫测，而是更加简单、清晰地解释问题，让受众既能够了解艺术家及其文化，又能够在此基础上认同自我和他人的价值。美术批评家要放下自己的身架，不要把自己当作全知全能者、或是什么先知，而是作一个积极的沟通和解释者；而广大公众面对当代艺术也无需过于紧张，完全可以自由地发表意见。

　　或许以上我的一些想法有些老生常谈或是过于理想化，现实的处境是“美术批评终结”、“美术批评无用”之类的观点不绝于耳。不过我认为发出这类哀叹的根源在于美术批评没有真正把自己置身于公共交往的领域，没有把自己的工作和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结合起来。美术批评总是希望以一种权威、学阀的身份出现，争夺话语霸权，很少考虑与艺术家和公众之间平等交往的问题。回顾艺术史，美术批评家从来没有真正掌握什么话语霸权，最多只是依附某些政治、经济的济权利摇旗呐喊，如果说今天美术批评家丧失了这种身份，我想那是好事，这样我们可以更好地站在民间的立场，为人们的生存状态发出呼喊。批评家应该和所有人文知识分子一样成为社会的良心，正义与公平的监督者，公众呼声的桥梁，而不是霸权的传声筒。

　　我注意到电视台在讨论“上海精神”的时候，着眼点都在市民乱穿马路、随地吐痰这类问题上，好像这就是一个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文明素质的全部。看过埃里亚斯《文明的进程》这本有趣的书的人应该不会忘记，西方人早在中世纪晚期就开始认识到在公共场所吐痰、随地大小便是不良的行为。社会的发展使西方人并没有停留在这些礼仪的初级阶段，他们开始注意到用餐的方式，说话的语气乃至家庭的伦理，之后又发展出对于文艺的欣赏和评论。其实全社会对于美术的欣赏、批评和接受也是这文明进程中的重要一环。

　　在中世纪美术不过是些图解宗教教义的图像，是人们顶礼膜拜的物品，还谈不上对它的欣赏。到了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的君主们已经开始把对艺术的欣赏和赞助看作为自己才能的表征，以至于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有一章的标题就是“作为一种艺术工作的国家”。到了18世纪法国贵族们已经在沙龙活动中广泛讨论艺术，这大大提高了贵族阶层的艺术欣赏力，那些不能谈一些古希腊、罗马神话和雕塑的人已经在沙龙圈子里自惭形秽了。这些贵族不像那些财大气粗的阔佬只懂得挥霍金钱，他们对于艺术非常在行，无论在色彩、线条这些语言的分析上，还是在题材或是流派探讨上都有自己的见解。

　　当时沙龙展览更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活动，文化人都以写画展的评论而骄傲。在其中的艺术批评活动中不但有着狄德罗、波德莱尔、左拉、尚弗勒里这些著名文人，也有诸如蓬巴杜尔夫人这样众多的沙龙女主人。她们高雅的谈吐、风趣的见解，不仅仅是吸引男人注意力的一种手段，更是一种独特的文化风情。我们今天看到的罗可可艺术中那些精致、梦幻的趣味有许多就是来自这些女性的引导。18世纪还属于暴发户的英国人觉得自己在文化上要恶补一番，当时十分流行到欧洲大陆去“洲际旅行”，他们的旅行主要就是参观意大利的古典艺术，以此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这是英国年轻人成为绅士之前的必须做的一步工作。今天英国绅士阶层的养成并不一蹴而就的，他们研究和收藏古典艺术，邀请欧洲大陆的艺术家到英国工作，他们根据意大利风景画设计自己的如画的庄园，可以说花了几百年的时间才有了些体面人的感觉。19世纪的德国人还没有真正完成自己的统一步伐，就感到文化上的缺憾，他们自认为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继承者，对古典艺术抱着虔诚的态度。在德国人那里对于美术品的欣赏和收藏不再是贵族、绅士们的业余爱好，它变成为一门学术，美术史研究就是那些热心学习的德国人首先开创的。他们改变了博物馆的陈列方式，并把美术史引入大学教学，这对提高全民的素质帮助很大。在今天，德国普通人的文化修养依然在欧洲名列前茅。还有我们的东邻日本，伴随着经济发展，他们大量建设博物馆、美术馆，出版了众多艺术书籍。日本的艺术普及很好，他们拍了许多精彩的世界经典艺术的电视片，对于本民族文化的宣扬更是不遗余力。我在日本考察没几天，就看到了阿富汗艺术展、韩国艺术展和日本奈良国宝特别展等一系列高水平展览，每个展览都有相当多的观众。即使在东武、西武这样的大型百货公司也有高级画廊，可以看到雷诺阿等顶级大师的作品。在这样的氛围中，老百姓的素质普遍较高，我发现那里的老人大都能够区分中国画中工笔、写意或是山水、人物之类的概念，这在我们本土都是难以达到的。

　　纵观西方文化发展史，美术的欣赏和研究对精英社会阶层文化的形成帮助很大，通过精英阶层又深刻影响了整个社会的文明进程。

　　这就是今天为什么西方的游客到 海外大城市旅行，都要抢着去看博物馆、美术馆而不是去看红灯区、脱衣舞的原因。通过美术批评，众多的艺术家、艺术品转化成了高雅、精致的艺术趣味和深厚的艺术底蕴。美术的影响扩散到诸如香水、服装、工业产品、城市景观等广阔的领域，使得西方人的生活充满了浓郁的人文氛围。如果没有这些文化的内涵，就是街道再干净、灯光再亮、汽车再多也不是“巴黎感觉”和“欧陆风情”，只能是拉斯韦加斯那样沙漠中的繁荣。

　　美术批评在美术活动乃至整个文明进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它极大地引导了社会趣味、社会风气的变化。我们今天的美术批评如果想要保持活力，首先就要认识到美术和社会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美术对社会的依附也不是美术对社会的反抗，而更多的是体现在两者之间的互动、同构关系上。美术批评不应该仅仅成为社会文化的批判，批评还应该包括建设性的意见和引导性的观点。我们现在有些批评家非常热衷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全球化、大众文化话语，批判资本主义政治、经济霸权对文化的侵蚀。在他们的一番慷慨激昂的批判之后，我们总能感到一种艺术对强权的无奈。这种例子很多，西方社会的所谓左翼激进知识分子在60年代非常活跃，对于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力度一点也不亚于我们。他们还走上街头发动过青年学生运动（法国1968年的五月风暴），但也是这些人在革命过后最快地放弃了自己的思想，退守到书斋生活当中。他们中许多人甚至承认了资本主义的霸权，积极霸权，走到了保守主义的道路上去了。所以我认为对于现存文化的全盘否定和批判非但不能真正改变文化的面貌，相反过分的消极往往带来的是对现存秩序的归化和迎合。曾几何时，80年代中国的那些艺术精英们是多么激情满怀、多么具有反抗性，现在再来看看，他们中还有多少在踏踏实实地做文化艺术方面的工作，很多人恐怕已经成为了房产开发商、公司老总了。即使在文化领域内工作的，也不满足于批评家、艺术家的身份了，策划人、制片人等更带有商业色彩的头衔成为了他们的最爱。他们用文化批评的话语一边在指责资本的庸俗，一边又在积极利用文化进行资本操作。

　　在这样的状况下，批评家们哀叹的“终结”并不是艺术的真正终结，而更多的是他们理想和信念的“终结”。批评家们良好的操作意识和文化包装实际上正在越来越远离艺术和艺术批评的本来目的。他们的批评是戴着批判帽子的操作，不是为了把艺术的问题搞得更清楚，而是在热闹的场面下获得他们所一直在批判的利益而已。再来看看我们今天的许多艺术活动，更多的是在制造一种新闻或是商业的轰动效应，而很少关注观众的自身发展的需要。批评家、艺术家和观众之间没有真正的、平等的交流，有的只是商业性质的炒作和诱导。观众在艺术展览和艺术批评中始终处于一种外行看热闹的状态中，他们的欣赏水平和批评能力没有得到真正的提高。观众觉得自己是在被商业操作所愚弄，他们会觉得所谓的“高雅文化”、“先锋文化”不过是一种包装，其背后的目的不是人类的理解而是赤裸裸的金钱。久而久之，观众会失去耐心，对艺术展览和评论没有了兴趣，社会始终处于对艺术漠不关心的“艺盲”状态，对艺术的支持和赞助也会大大减少。反过来，艺术失去了观众，也就成为一个封闭的象牙塔了，就越发觉得“艺术终结”是事实了。因此不注重平等交往的、只看重炒作的批评不仅对于美术界、对于整个社会都是没有好处的。

　　我们为什么需要营造“上海精神”，为什么需要美术批评，因为它们是我们自己的精神需要，而不是为经济大戏搭建舞台。美术批评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思想交流，促进了全社会的学习和思考风气，它为我们的城市增添了“气韵生动”的一笔。美术批评要在各种开放、自由的公共交往领域展开，比如19世纪的巴黎不仅在报纸、杂志等公共传媒有美术批评，在咖啡馆、酒吧、沙龙、博览会也有不同美术观点的针锋相对。针对马奈的一张《奥林匹亚》 有超过60家报纸的评论，有众多文学家、艺术家、收藏家、政客的参与，艺术和股票、足球一样得到了热心的关注，公众的意见在这里持久的碰撞，人们的美学趣味甚至生活方式也在争论中不知不觉发生着改变。我们应当看到国际大都市的文化繁荣不是靠几个文化工程、文化名人可以产生的，而是要依靠广大公众的热心参与，美术批评在其中起了催化剂的作用。美术批评表达应该多元化的观点和趣味，促进沟通和理解，在这个基础上自然而然地形成社会的共识。美术批评是将艺术作品和现象解释得更加清楚，而不是试图在其中浑水摸鱼，只有这样美术批评才有活力，才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值得高兴的是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文化建设的实质了，在获得物质、商业满足的同时，追求更高层次的、非功利的精神需求正在成为的共识，美术批评将在其间大显身手。我觉得这次上海刘海粟美术馆就很有先见之明，他们意识到了艺术批评的重要性，多次热诚邀请批评家进行理论研讨，并第一次在全市范围内向年轻人征集批评文章。这无疑是具有创造性的，是促进公共领域交往的良好开局，艺术批评的活跃将有效地促进我们发现上海文化艺术界存在的问题，找到上海塑造城市精神的具体办法。我期望美术批评能更多样、更及时，不要局限在少部分精英那里，而要成为公共话语，在更广泛的空间中发挥它的效力，这将是公众真正利益所在。

                                                         作者：汪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