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上地下与生命之痒

 郭发财/文

垮掉后，是相对垮掉的一代在中国地下摇滚中的一种文化谱系的话语延伸，可一旦冠上中国二字，本来自由轻松的一件事情，涉及的问题却很复杂，甚至沉重，这里边有传统文化、家庭伦理以及当下中国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的很多原因，并包括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交融，因此，垮掉后对地下摇滚战士来说，怎么说都是一道与那很多原因有关的门坎。

作为一个重要的文艺流派，垮掉的一代源于美国，依靠朋友和私人关系的维系曾得到很好发展。

它的中心成员有杰克·克鲁亚克、艾伦·金斯堡和威廉·伯罗斯等。这些嬉皮运动的鼻祖，后现代文化的先驱，朋克精神的典范，以离经叛道和惊世骇俗的生活方式和文艺理念撼动了50至60年代美国的主流文化价值观，社会价值观，鼓动大家针对一切桎梏争取人的自由存在，为青年受众提供了全新的生活选择。

垮掉的一代在继承美国文化传统中的波希米亚精神时，也给中国地下摇滚提供了参照样本。

中国的垮掉后，曾经分布在各大城市的各个角落，如北京的圆明园、树村、东北旺、霍营等地，这个由工人、农民、无业游民、流浪诗人和落魄画家自发组成的摇滚乌托邦，或背靠西方文化和中国民族音乐的经典，或在打口音乐中充当拾荒人，坚持操练中国地下摇滚，每当人们接近这个地下草根艺术族群时，总有理由相信，与其说垮掉后在经营中国的地下摇滚艺术，还不如说他们依靠摇滚在继承垮掉的一代的文化传统，或者延续中国民间艺人的那根已被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掐灭多年的香火。

众所周知，中国的地上生活虽然实现了从体制的单位人向市场的社会人过渡，但因主流文化或国家机器的时间滞后和超限度运转，社会人依然要接受体制内主流思想和主流价值的束缚，基于个人生活的选择余地没有地下文艺的可能性大，而垮掉后的中国地下摇滚，却远离主流价值，回归青年生活的真实，恢复人之为人的尊严，对地下摇滚战士来说，这既是令人佩服的勇气之显现，也是其决别主流，集结地下以寻求更加踏实的个人或族群生活的独立存在。

因此，摇滚对地下青年而言只是一种媒介，维系历史与未来的生活在场。

不过，这些只是旁观者设身处地，站在地下摇滚的立场对这个族群乌托邦的个人文化想像，地上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大众媒体和商业逻辑并不这样认为，同样也是垮掉后这个词汇，地上看地下除开视角的俯视之外，它还意指着边缘、疲软以及恨铁不成钢等文化价值经验中的主流事实。

地上的主流生活充满阳光。

无论太阳的构成因素有多复杂，但因它是太阳，所以它都永远可以普照万物！

在中国，主流出于自身的话语系统维护的权威，决不允许普天之下还有不是王土的犄角旮旯的存在，哪怕它只是垮掉后的地下草根营地，并不对它的话语利益构成直接挑战，实质性损坏，但出于其自我威仪的话语强调，对潜在话语对手的假想式恐惧，垮掉后，不是眼中钉也算得上是地上主流意识形态的肉中刺，而正好也是这种肉刺关系，疏离主流之外的地下摇滚才能和社会意识形态既可互为扭结，同时又把距离拉开，然后通过地下民刊/互联网/独立乐评/摇滚酒吧/音乐节/出版作品来完成它的关于地下摇滚的价值诉求。

由于主流价值和经济逻辑的利益出发点和落脚点不同，双方虽然共同联手制做了地上的花花世界，浮华现实，但主流意识形态、新闻媒体和商业逻辑在针对垮掉后的相关策略上，却密切合作，随时又各打各的算盘。因此，如果说，主流从地下摇滚中看到的是文化利益的竞争对手，那么，经济逻辑从地下摇滚中看到的却是可以挖掘的财富，通过市资本市场运作，能够建立的音乐厂牌。

有经济逻辑的独立扶持，照理说，这是垮掉后的福气，可经济逻辑的受众尽管也是建立在青年大众中的，但由于它的大众非地下摇滚的铁托大众，因此，经济逻辑根据自身市场大众的商业预想，对地下摇滚进行符合商业逻辑需要的修割与整合却从不手软，而垮掉后在面对立地上主流意识形态的贬斥之时，还要对又怕又爱的经济逻辑保持警惕。

主流社会意识形态除在演出市场，出版环节对地下摇滚予以监管外，在中国，有时它对垮掉后的地下摇滚动用警力进行干涉的现像也时有发生。当然，这些或许是因为摇滚乐和它的受众影响了主流的社会秩序，或者垮掉后在演出、排练中扰民，或者针对某些与政治历史有关的特殊敏感时期，无论是功德圆满的崔健，还是时运不济的何勇，乃至超然物外的窦唯，甚至充满爱国思想的唐朝乐队，在各自的摇滚经历中，几乎都曾遭遇过来自各方的规训和惩戒，因此具体到垮掉后，这些当然都是家常便饭了。

“因为我是一名摇滚乐手，所以许多人把我看作是一条狗，看做社会的渣滓，为什么？我只是想做我自己的音乐，我只为我自己的音乐而活着，我对金钱和商业不感兴趣，音乐是一件工具，我用它来表达我的见解、我的想法”。

从这位垮掉后的自白中，不难看